2012年10月14日 星期日
2012年10月8日 星期一
學習，可以這麼好玩！
一九九○年代末期，英國中學生成績持續惡化，一九九七年起，英國人試圖用「創造力」改革教育，不增加新科目和新課程，反而把藝術家送進校園，他們想改變什麼？ 上課模式超越講光抄，孩子圍坐地上像在劇場辦活動，他們想傳達什麼？ 《親子天下》記者越洋到英國教育現場，直擊創造力改革的威力。
學校裡面我最喜歡的地方就是我的教室！」八歲的英國小學生愛麗柯斯和亨利不假思索的回答讓我很詫異。這樣年紀的孩子，他們最喜歡的學校角落不總是教室以外的沙坑、操場、溜滑梯嗎？
他們牽著我的手到二年級教室的學習角落參觀。因為導師是自然科老師，因此這個角落布置得就像一個小小科學博物館。愛麗柯斯給我看一支放著油和醋混合的試管：「你看喔，因為醋比油重，所以會沉在試管的下面，」她用力搖一搖油醋後放在架上，要我等試管靜置一下後，再檢查一次。亨利迫不及待的從櫃子裡拿出一台利用空氣壓力原理製作的寶特瓶動力小車，用力的擠壓小氣球，讓車子往前衝。
這兩個小學生用害羞的語氣和熱情的眼神告訴我：「學習，就是這麼好玩！」愛麗柯斯和亨利就讀的梅德利小學（Madley Primary School）在英國伯明罕郊區，從伯明罕坐火車還要大約一個小時。六十多歲的計程車司機阿嬤告訴我們，當地最大的「產業」，就是蘋果酒工廠和牧羊。
教育拉警報 學生成績持續惡化，青年失業率每況愈下
位在英格蘭半島中央的伯明罕是人口僅次於倫敦的英國第二大城市。傳統上，以製造重工業為經濟主體，城市發展因此面對產業外移和經濟轉型的龐大壓力。英國的伯明罕，很容易讓台灣人聯想到高雄。
因為過去以製造業為主的經濟型態要依靠大量勞工，伯明罕三成人口是外來移民，最主要來自巴基斯坦。新移民家庭的平均出生率是一般英國白人家庭的三倍，平均一對夫妻生五到六個小孩。二○○七年英國《每日電訊報》報導，英國新生男嬰最受歡迎的名字已經由「穆罕默德」取代「傑克」。
新一代的「英國人」面對巨大的改變和挑戰：傳統工作消失、創新經濟人才的需求孔急。創新人才要怎麼培育？大家都沒有明確的答案。五成七的伯明罕小學生和五成二的中學生父母是新移民。從伯明罕學校改革的行動，可以一窺英國面對的挑戰。
「一九九○年代末期，英國十六歲學生的畢業學力檢測（ＧＣＳＥ）在英語和數學等基本能力科目中，學生成績持續惡化。能夠達到基礎水準的學生不到一半，在過去，這些學業成就低落的學生離開學校，還能進入工廠找一份勞力工作維生。但這些工作都消失了……」英國創意、文化與教育中心（ＣＣＥ，Creativity, Culture and Education）執行長保羅‧寇拉（Paul Collard）指出，面對愈來愈高的青年失業率，政府無法迴避改革教育的危機。保羅‧寇拉分析英國選擇用創造力改革教育的歷史背景，「英國政府研究指出，現在還在念書的學生，他們未來的工作有六成都還沒有『被發明』！」面對這樣的未來，傳統教育失靈，迫切需要被改變。
創造力改革 啟動「創意夥伴計畫」，把藝術家送進教室
一九九七年，英國工黨提出「教育第一」口號當選執政，投入用創造力改革教育的計畫。在工黨政府支持下，創意、文化與教育中心（ＣＣＥ）成立，二○○二年推出「創意夥伴計畫」（creative partnerships）成為英國創造力教育旗艦計畫，到二○一一年為止，和兩千七百所英國中小學合作。超過一成以上的英國中小學曾經參與這項計畫。
創意夥伴計畫的基本模式是把藝術家送進教室，帶進創造的元素，成為傳統教育改革的觸媒。最核心的理念是要改變知識的單向傳播方式，要讓學生參與學習，感受學習和生活息息相關，從學習中建立個人的成功經驗，讓自信心扎根。 「就是要建立一種『友善小孩』的學習方式，」保羅‧寇拉說。
創意夥伴計畫的執行並不是增加學校的「創意課程」，而是協助學校尋找一種新的學習途徑。這項計畫最先進入的是在傳統學習上遇到困難的學校，因為在這些學校裡，學生已經失去學習的信心，覺得自己不能、不行。
創意夥伴計畫的合作模式有三種，第一種是以「諮詢學校」的方式加入。這種合作模式的期間是一年，學校將會獲得ＣＣＥ三千英鎊（約十四萬一千台幣）的預算，學校本身則必須提出約一千英鎊的預算（約四萬七千台幣）。
第二種則是「變革學校」，英國有八五五所學校參與計畫。合作模式三年，每年ＣＣＥ撥一萬五千英鎊（七十萬五千台幣），學校自己必須提出五千英鎊（二十三萬五千台幣）的預算。參與變革學校計畫的學校，必須有積極改變的決心。將駐校藝術家視為「直言不諱」的好朋友，學校須指定一位專職的人員擔任計畫的共同負責人。
第三種則是「創意學校」的合作。ＣＣＥ挑選原本在創意教育就表現傑出的學校，更深度的合作培養這些學校成為該區域的區域創意中心。三年期間，每一年學校除了自行提列的五千英鎊預算（約二十三萬五千台幣）將會獲得額外兩萬英鎊的投入（約九十四萬台幣）。
除資金之外，不同合作模式的學校，都會另外聘請駐校藝術家，協助發展出該校的創意教育策略。合作密度最深的「創意學校」，ＣＣＥ除了駐校藝術家外，還有專業的教育顧問協助學校研發和執行未來的策略。
三月的早上，在伯明罕市中心，司機依循我們筆記裡的地址索引，不太確定的停在購物廣場附近。似乎穿過前面教堂，就是我們要找的「虛擬學院」。沒有招牌、沒有指標，在一個社區活動中心的二樓，虛擬學院主任艾莉森（Allison Rogers）正等著我們。
虛擬學院是一所「中途學校」，專門接收中學輟學生，協助他們重新回到主流學校和社會。已經教書四十年的艾莉森說：「我們要幫助這些孩子趕走對學習的恐懼。因為他們多半都覺得自己很笨、學不會。所以我們要幫忙他們找到自己喜歡的東西，幫他們設計出適合自己的課程，一點一點建立自信心。所以，我們本來就需要一種『不一樣』的學習。」
艾莉森說要帶我們參觀他們的「數學課」。進到教室裡，六、七位學生圍著老師和電視。老師正在播放幾段短片，都是關於金融機構推銷貸款和信用卡的廣告。每一段廣告播完，老師要學生試著仔細的精算廣告裡面已經告訴你的優惠，和可能發生的費用以及最後必須付出的利率。老師解釋複合利率的計算模式，並實際算出廣告個案中貸款金額和利率。
十四歲的莉莉看起來和任何街上的英國青少年沒有不同。但是，她去年六月因為同學霸凌離開學校，就沒有回去過。媽媽開了一間美容沙龍，她原本想在自己家的沙龍工作，不再繼續念書。現在她在虛擬學院上學，跟著老師和同學在伯明罕參觀許多的藝文活動，下一個月也要和同學一起演出莎士比亞的舞台劇，「老實說，半年前我無法想像自己會繼續上學，也更不可能想到我會演什麼莎士比亞。」艾莉森在介紹「虛擬學院」時告訴我：「協助孩子找回學習的自信，一點一點建立成功經驗，可以讓他們覺得學習很快樂、很安全。不催孩子，他們準備好了想要往前走就告訴我們。其實，這也是找回他們的人生。」
釋放創造力 造一個沒鐘聲、不排排坐的教室
一所創造力學校有幾項重要的特色，從外在看學習的方式，老師的角色、教室的空間和上課的時間都和傳統學校大大不同。
傳統的學習，老師單向的教學、學生在教室排排坐、上下課依據鐘聲。但是，在強調釋放創造力的學習裡，老師只是協助者、教室的空間設計成便於互動和討論的工作坊、上下課時間依據主題可能延伸和縮短。
梅德利小學每一年級的教室中心都像是一個小小的圓形劇場。上課的時候、老師可以讓孩子圍繞著自己周圍，高高低低坐在錯落的長椅上。老師和孩子的距離很近，可以清楚看到每一位學生的表情和反應。老師每次說明告一個段落，孩子就根據任務編組，或是能力分組回到各自的小桌工作。
引導我們參觀學校、滿臉雀斑的六年級小男孩，介紹他的教室時告訴我，因為自己的數學學習比較好，因此坐在離老師比較遠的那一桌，有比較多自己練習的時間。英語的成績比較不好，則是坐在離老師比較近的一桌，老師會花比較多時間一對一就近指導。
低年級的教室裡面，幾乎都有小動物。我們進到三年級教室時，一個胖胖的小女孩落落大方的對我們打招呼說：「你好」，接著指著地上籠子裡的棕色小兔子說：「牠是彼得，也是我們班上的。」
真實的學習 自己動手、動口學到生活裡的知識
創造力教育除了看得到的學習模式不同，看不到的學習本質也有很大差異。傳統的學習模式是設計固定的主題，排課程讓孩子來學，全部的人都是用同樣一套課程。學習的過程很容易被忽略，因為多半是聆聽、練習和背誦，成果則是展現在個人的考試成績。但創造力學習著重真實生活裡的學習，學習的過程在生活經驗中累積和印證，學習的成果是和同學一起努力的收獲。
創造力教育除了看得到的學習模式不同，看不到的學習本質也有很大差異。傳統的學習模式是設計固定的主題，排課程讓孩子來學，全部的人都是用同樣一套課程。學習的過程很容易被忽略，因為多半是聆聽、練習和背誦，成果則是展現在個人的考試成績。但創造力學習著重真實生活裡的學習，學習的過程在生活經驗中累積和印證，學習的成果是和同學一起努力的收獲。
伯明罕市中心的星堤小學（Starbank Primary School）在創意夥伴計畫中，選擇了設立廣播電台來協助學校推動識字教學。副校長莎拉邀請了英國ＢＢＣ廣播電台的主持人擔任駐校藝術家。兩年前廣播電台成立，由學生自己組成行銷團隊，策劃電台命名的競賽計畫，後來將電台命名為「火箭廣播網」。這群負責行銷計畫的學生，也負責管理部分預算，他們後來決定製作電台宣傳的布條廣告，張貼在學校的門口，同時也製作了火箭電台的識別標誌和貼紙，很受學生的歡迎。
駐校的藝術家今年三十歲，大學念的是電機，從廣播電視的工程人員轉向節目製作人，現在是自由接案的節目製作人，「有些孩子在教室裡完全不說話，但是到了節目卻願意談起自己的寵物或是喜歡的書。談到識字計畫，大家常常只記得要孩子多練習讀和寫，卻忘記聆聽和表達也是重要的基礎。」
改革關鍵點 帶資源進教室，用藝術思維改變老師
創造力夥伴的模式，是把外在的資源和改變的因子帶進教室，協助老師。「老師是改變的核心。但是很多教育政策為了改變，要老師統統從教室離開，到大學或是研究所裡面去進修，這根本是本末倒置的。老師們應該要時時和學生在一起，所以我們讓藝術家進到教室，從第三者的客觀角色去觀察和幫助老師。」保羅‧寇拉說。
星堤小學幼稚園的老師維琪，在教室彈著吉他用甜美的歌聲帶小朋友唱歌，每個小孩都專注的看著維琪，跟著節奏唱歌、手舞足蹈。維琪在去年跟著駐校藝術家，利用每天早到學校一個小時，學會簡單的吉他合弦，「我從來沒想過要嘗試學彈吉他，唱歌原來這麼好玩，小朋友也很愛。現在，我對自己學習新東西更有自信，接著計畫學跳舞。」
虛擬學院的主任艾莉森印象最深刻的是，觀察到一起工作的藝術家是怎麼問學生問題，「他們會問很多主觀感受的問題。」同時，看到不同的藝術家用不同的工具工作，比方說，有人拿攝影機記錄和說故事。老師看著看著就會覺得好像也沒那麼難，願意自己試試看。
在台灣，創造力和想像力一直是大家重視的課題，也是未來產業和人才急需要的競爭力。但是，我們似乎沒有認真思索過，創造力的學習並不是增加一些新科目和課程，而是換一種方式來學。甚至，「孩子都是帶著好奇心來上學，是我們有太多要教，最後還教他們不要有創造力。」保羅‧寇拉接受訪問時，這段話深深的衝擊我，最後和所有的大人彼此提醒。
上海教改啟示錄
為什麼上海的中小學，一學期能教三十三篇課文，台灣卻只能教十三篇？ 為什麼上海的課堂上，學生能不斷提問、不斷討論？為什上海的老師再也不必單打獨鬥，而能集體成長？ 這一切改變，是如何發生的？有哪些值得台灣參考？
早上八點，上海人的上班時間，徐家匯的馬路中間站滿了攔計程車的人。我與同行的兩位攝影，原本還優閒的站在路邊攔車，很快的，我們就明白，一定得勇敢的擠到馬路中間跟大家搶，才能攔到車子。
來到上海，讓人瞬間激發出本能的生存能力。
上海人的敢於搶先、勇於競爭，也表現在他們的教育變革上。
在二○○九年的PISA（The Program for International Student Assessment，簡稱PISA）評比中，上海中學生在閱讀素養、數學素養、科學素養都拿到第一。
PISA評比是OECD（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在一九九○年代末期，開始針對十五歲學生在數學、科學、閱讀素養上，所做的持續、定期的國際評比。PISA評比和一般人所想像的考試不同，考題的設計主要在評估十五歲的學生能夠將他在學校所學的知識與技能運用到生活的程度。
PISA評比結果，在國際上被視為是對於一個國家人才、國力的大檢核，相當程度的呈現了一個國家或地區的競爭力。
在二○○九年的PISA評比中，共有六十五個國家與地區參加。其中，台灣是第二次參加，上海則是首次參加。而第一次參加評比的上海，成績一公布，就震驚全球。美國總統歐巴馬在公開演講中多次提及上海，希望美國教育要多向上海借鏡。歐洲各國媒體，包括法國、德國都派出記者到上海採訪了解。
在這次評比中，台灣在閱讀素養排名二十三，數學第五名，科學第十二名，皆比第一次參加時退步。閱讀素養更遠遠落後上海（1）、韓國（2）、香港（4）、新加坡（5）與日本（8）。對於這樣的成績，當時台灣有不少人反應：「拿台灣跟上海比不公平，因為上海是大都會，台灣是全體抽樣，有城鄉落差……」「上海學生有榮譽感，把參加PISA當做為國爭光，全力以赴；台灣學生要準備基測，所以PISA隨便寫一寫……」
來到上海，才發現事實並非如此。
上海雖是都會區，但常住人口超過兩千三百零一萬人，幾乎和整個台灣的人口一樣多，要做到教育均衡，絕對不比台灣容易。
親自採訪了多所上海的中小學老師、校長與上海PISA中心的研究人員之後，才發現，大部分老師、學生，在考試當時（甚至到現在），根本都不知道PISA是什麼，遑論事先準備。
PISA成績的優異，不能保證上海的教育真的是世界第一。但是三項第一的背後，上海的教育，有什麼獨特之處，卻是值得探索、借鏡的。
在台灣啟動十二年國教的關鍵時刻，走訪上海教改第一現場才發現，在這裡看到的不僅僅是上海本身，而是整個世界舞台。自從大陸改革開放以來，上海一直積極與國際接軌，努力的把自己放在國際的座標上跟全世界較量。過去十年來，上海領先大陸其他城市，經歷了一場轟轟烈烈的二次課改，希望透過教育帶領孩子走向世界、走向未來。教改這條路，上海如何走過？又給了台灣哪五大啟示？
走進上海新黃浦實驗小學三年級的語文課，孟慧老師一上課就問學生：「今天要討論的課文議題是什麼？」只見學生一個個像鹹蛋超人般神勇的舉手，熱烈的回應。
再走進上海建平中學西校，八年級的語文課，老師先放了一段一分鐘學生拍的「微電影」，這是上堂課給學生的作業，主題是「長輩」，緊扣著今天要說的主題—「外婆的手紋」。
這裡和在新黃浦實驗學校看到的情景一般，短片播放後，老師開啟了一連串的提問、討論。
這樣一堂課，跟傳統上老師從頭到尾一段段講解課文、解釋字詞，學生以聽講為主的景象很不同。在這裡，學生起來發表、討論的時間多，靜靜聽課的時間很少。 上海過去的課堂，其實也是老師「滿堂灌」（填鴨）、學生被動聽講的情景，但是在上海二次課改之後，若還這樣上課，套句上海老師自己說的：「這是把課文『碎屍萬段』，肯定會在評課的時候被批得體無完膚。」
自詡為「發達地區」的上海，是全中國大陸教改的先鋒。在一九八八年～一九九七年之間，就進行了從幼兒園到中小學的一期課改。一九九八年，也正是台灣如火如荼進行教改的同時，上海也展開了二次課改。
參與了二次課改課程與教材規劃的上海華東師範大學教授鄭桂華指出，上海的一期課改，主要以學科為中心，強調知識的建構；但到二次課改，順應國際潮流，課改走向以學生為中心，強調學生要有綜合能力，以培養學生的「創新精神」和「實踐能力」為目標。
二次課改之後，上海中小學課堂有了大轉型。上海北蔡中學語文教師葛筱寧指出：「一堂好課，基本上是圍繞在創新與實踐這兩件事，看你有沒有激活這學生的創新精神、有沒有機會讓他實踐。如果有，這就是一堂好課。」
在培養「創新精神」與「實踐能力」的目標下，上海二次課改也對中小學的課程，做了一次轉型。
二次課改後的課程架構，基礎型課程、拓展型課程、研究型課程兼備。
鄭桂華教授指出，基礎型課程主要培養學生必須達到的能力，也會有傳統的練習與背誦。拓展型課程則根據孩子的興趣給予另外的學習，例如，由學校設計課程，星期五下午兩節課由學生去選修（類似台灣的社團活動）。探究型課程則強調問題意識、問題解決能力。例如學校旁邊有條河，河水有問題，就會讓學生組成一個學習小組，取水樣、做實驗，發現生活中的問題，去解決。
探究型課程從小一就進入課表，一週有兩節。新黃浦實驗學校副校長湯國平指出，在新黃浦，探究課不限於一門課，它是綜合性的。從小一開始，每學期選兩個問題，圍繞這主題，大家分頭查訪資料，然後進行交流，最後形成觀點。「問題也許很簡單，但最重要的是要讓學生參與，要讓學生能夠主動的發現問題，」湯國平說。
在課程改革的同時，上海的中小學教材，也同時進行著大翻新。
鄭桂華教授指出，上海二次課改後，教材最大的改變，是更強調學生對文本的體驗，而不是只有對作品的理解，它也會強調學生個人的閱讀感受，作業的練習題也朝這方向設計。
以上海七年級的語文教材為例，每篇課文之後，都有清楚的「學習建議」，包含「閱讀」、「表達」和「積累」。
在「閱讀」的學習建議裡，都是跟思考練習有關的題目，例如：文中寫了「媽媽」和「大姨」兩位母親，他們在對待子女的態度上有什麼共同點？
在「表達」的學習建議中，則側重讓學生運用的能力，例如：課文從「我」的角度來講述故事，請嘗試換一個角度（例如：表哥或媽媽的口吻），小組交流一下。 在「積累」的學習建議裡，則比較類似台灣熟悉的字詞解釋與練習，但他們更鼓勵學生從課文延伸出去，自己去查資料，積累更多類似的字詞。例如，悲愴（體會一下與「悲傷」在感情程度上的差異），這些學習建議，不只是老師上課提問討論的參考，也是學生在家需事先預習的作業。
當我好奇的詢問上海的小學生，老師在課堂上沒有做很多課文的解釋，你們看得懂課文嗎？他們幾乎不約而同的回答：「這些我們都在家裡自己做了。而且老師說，不懂就問，錯了沒關係！」
走訪上海的中小學，發現他們很重視課前預習，與小學生訪談，幾乎從一年級開始，老師就會詳細指導，如何在家先預習課文。例如，先朗讀兩遍，把不會的字詞先查一查，或是不懂的問題提出來問老師。
上海江寧學校語文科教師傅冰冰描述二次課改後，「老師不再是去教教材，而是用教材來教。除了把這本語文教材教好以外，我們還會去想：『還能為學生做什麼？』」江寧學校語文組老師，自己就發展了「主題閱讀」的課程，讓學生在課本之外，每學期還能跟著不同老師深入閱讀一本書，像是泰戈爾的《漂鳥集》，或是莎士比亞的戲劇。
上海的中學語文教材，每冊約三十三篇文章，台灣則大約只有十三篇文章。上海能用一學期教完這麼多課文，最主要的還是他們著重於整體思考、感悟、表達的訓練。上課節奏快，一堂課大約可以教完一篇文章，有些課文甚至讓學生自己閱讀，不似台灣教得很細、很碎，往往三、四堂課才教完一篇課文。
星期四的下午，上海北蔡中學的教室裡，特級老師唐水明與姚為州，帶領著十七位學員，進行著他們兩人為年輕教師開設的教學精進工作坊。就在同時，上海建平中學西校裡的語文組老師，則在進行著一堂公開課後的觀課討論，只見每位老師手上的「聽課紀錄」本，密密麻麻的寫著他們的觀課心得。
這樣的學習交流，並不是為了教師評鑑，而是為了形成教師的「學習共同體」，協助老師專業發展。
上海二次課改帶來的最大改變，除了學生能力的轉變，還有老師能力與角色的轉變。
一張講台、一枝粉筆、老師從頭到尾講到底的課堂逐漸消失。愈來愈多對話、提問式的教學，學生參與愈來愈多，教室的大門也愈來愈開放。教師從課程的實施者，轉變成課程的建設者。
為什麼老師可以有這樣大的轉變？
鄭桂華教授指出，老師可以改變，主要是透過各種教師研習，把老師推進到教改方向，轉變他們的教學方式。
親自走訪上海，深刻體驗到這裡的中小學教師，有綿密的共同學習網絡。不但學校裡有備課組全盤規劃每學期的集體備課活動，每個學校、每位老師都必須定期的上公開課讓其他老師觀課、評課。此外，還有特級老師開設的教學工作坊，透過課堂演練、交流討論，精進教學能力。所有的教師研習，都聚焦於現場教學能力的提升。
在中國大陸，教師的養成與培訓已經進入國家的十二五規劃裡（中國以五年一個時間段來做國家的中短期規劃，「十二五規劃」就是第十二個五年規劃綱要。）從教育部到地方，人力、財政上都投入許多資源。從今年開始，上海更領先大陸其他地區，展開「教師見習制度」，大學畢業以後，第一年當老師的人都要到見習教師培訓基地受訓一年，通過考核之後，才能成為正式的教師，以拉高進入教師這個行業的門檻。
負責上海普陀區語文科見習教師培訓的江寧學校校長吳慶琳指出：「學校光靠幾個好老師是不夠的，要整個教師團隊好才行。」
上海的二次課改，到底算不算成功？回顧過去這十年，有許多人對上海的教改提出反思。
鄭桂華教授指出，二次課改剛開始，大家都一股勁兒的強調要學生多講，甚至有人認為老師一堂課講超過十五分鐘就不好，可是到了二○○七年左右，發現學生說得多不見得可以提高學生的素養，所以很多觀摩討論聚焦在「老師教什麼？怎麼教？這樣教合不合適？」
到了這一兩年，開始有人批評二次課改，太強調思考、感悟，忽略了基礎的學習、知識的學習。於是有老師強調既要感悟，也要訓練。「其實，我們也走了很多彎路，」鄭桂華說。
曾經來台觀摩教學的特級教師姚為州就指出：「我們要向台北的老師學習『實』，他們則可能要向我們學習一點『活』。」
去年才來台灣參訪交流的葛筱寧老師則觀察到：「台灣教學的長處在於能很扎實打下中華傳統文化的根，可以把這些成語、典故、詞語整理出來，就是把中華文化的根，固定住；上海學的比較活，就有點浮。」
整體來看，不論是現場老師或教育學者，都肯定上海二次課改的大方向。但是即使PISA評比拿到三個第一，上海民眾對教育的滿意度卻不高，這又是為什麼？ 主要還是因為上海的學生仍面臨著中考（類似台灣的基測）、高考（類似台灣的大學學測、指考）的升學壓力。為了擠進升學率高的明星中學，孩子在小學，甚至幼稚園階段就要想方設法卡位、掛勾。擇校壓力，成為上海父母揮不去的夢魘。
孩子從小在上海求學的台商媽媽陳婉蓉回憶，當年兒子還在讀幼稚園的時候，身旁的媽媽們都已經如火如荼的在準備小學的考試。當她帶著兒子去報名一所重點小學，「真的很像去應徵工作，小孩就一個個叫上去面試。」
在上海工作將近十五年的台商媽媽朱雅玫也感慨的說：「當年兒子讀預備初中時，變得很不快樂，因為永遠都被要求考得更好。」她也發現，上海的中學只重視語英數這幾個考試科目，很不平衡，最後她將孩子轉到另一所中學的國際部，孩子才重新燃起學習的熱情。
大陸知名的教育學者、二十一世紀教育研究院副院長熊丙奇不客氣的指出：「我們喊素質教育已經喊了二十五年了，但現實情況是，學生的學習壓力比二十五年前還重，因為我們的考試、評量機制沒改，很多改革其實是帶著腳鐐跳舞。」
相較於台灣正在進行的十二年國教，熊丙奇認為，上海的課改其實只是微觀改革，「微觀改革起的效果是很有限的，台灣做的十二年國教是宏觀改革。從考試制度先改，會比較有效，但陣痛期會很長，」熊丙奇說。
PISA成績公布，上海PISA研究中心不但沒有興奮之情，反而主動提出檢討改進的方案。其中一項建議，就是「減負」（減輕學生負擔）方案，上海現在在各小學推動「快樂活動日」，每週有半天時間，以學生活動為主，沒有考試、沒有作業，希望學生透過更多的生活體驗來學習。上海PISA研究中心副主任陸璟說：「我們的目標，是希望上海的教育做到高質量、輕負擔。」
上海與台北，大陸與台灣，兩岸的教育，在過去十年來，有著不同的改革與進展，面對未來，上海似乎已看清方向。比對岸更為自由開放的台灣，在上海人眼中更具文化水平的台北，是否能更開闊的看看世界，走出一條更寬廣、更優質的教改之路呢？
- 【上海小檔案 】
- 【大陸教師的分級制度 】
- 特級教師要有專著和影響力
- 骨幹教師、學科帶頭人為另一路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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